涉稅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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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案件,由于控辯審幾乎均缺失財稅的專業知識和實踐經驗的支撐,因此長期以來很多該類案件的控辯審浮于表面無法觸及實質,絕大多數的律師辯護往往也僅僅只能局限于主觀惡性、自首、悔罪、從犯、退贓,辯護效果不言而喻。本案,稅務律師從稅法實體角度成功發掘出辯護空間,改變了當事人的命運。

本周陶小弟來律所送錦旗,代表他父母向我律師表達感激之情,錦旗上寫著“大銘鼎鼎當代護法”。二審的結果大幅度減刑,完全出乎他們一家人的意料。陶小弟的哥哥陶某因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一審被判處10年,上訴后,家屬一番咨詢選擇后慕名而來,當時也僅是抱著能否減輕一兩年的希望。結果二審判決是3年6個月,比一審減了6年6個月。陶某及他的家人激動不已,一年來整個家庭愁云慘淡,如今也開始透出縷縷陽光,原本心如死灰意志消沉的陶某如今已在積極籌劃未來,表示將積極改造爭取減刑,早日出獄,早日見到他那出世10天就與他分離的兒子,見到父母妻子,重新開始生活。



陶某大學畢業,2011年進入廣州一家國有汽車銷售公司做會計,負責公司增值稅專用發票的保管和開具。因為公司銷售的一些精品,客戶不需要發票,所以每月公司的申報收入會高過開票金額。陶某在Q上結識了一位自稱“王總”的人,大家很是談得來。2011年11月,陶某父親生病需要用錢,陶某很是著急。“王總”得知后,引誘陶某利用公司有部分申報收入不開發票的額度,讓陶輝在11、12月期間按照他提供的開票信息虛開了18份專票,陶某寄出了5份給“王總”,因害怕,其余13份做了作廢處理。由于大量作廢專票,公司覺得可疑,查賬后發現有5份專票財務上并無收入記賬,由此陶某虛開專票案發,陶某被網上追逃。2012年8月,陶某在孩子出世的第10天,在蘭州被逮捕。

 

偵查完結后,公訴機關指控陶某虛開5份增值稅專用發票,虛開稅額394,998.94元,虛開5份增值稅專用發票已被5家企業用于抵扣稅款394,998.94元(已追回),建議量刑10年以上15年以下。一審法院認定陶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成立,虛開稅額394,998.94元,國家被騙取稅款394,998.94元,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懲治虛開、偽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的決定》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屬于“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判決陶某有期徒刑10年,罰金5萬。



一審判決結果,令陶某即家人驚愕萬分,更是痛不欲身,妻子無法接受這樣的結果,帶著幾個月大的兒子,哭著回了西北娘家。陶某上訴,家人重新找律師,希望能夠盡量減輕些刑期。我們接手代理二審上訴。


通過查閱案卷,會見陶某,筆者感覺到本案必須要在稅法實體法角度發掘辯護空間,另尋蹊徑,否則本案二審難以作為。

 

對于涉稅刑事案件,比如逃避納稅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出口騙稅罪等,涉及稅法專業知識,以及大量財務資料,需要利用財稅專業知識結合法律知識去解讀理解分析定性。但由于我國長期以來將財稅法歸于經濟類,放在會計、經濟專業學習,我們的法學院是不學習財務稅法的,因此導致司法機關基本沒有具備法律財稅復合知識背景的司法人才,同樣律師行業中具備法律財稅復合知識背景的律師也是鳳毛麟角。因此,現實中涉稅刑案的審理,司法機關不得不過分依賴稅務機關認定,幾乎是放棄了對稅務財務實體法的審查。絕大多數律師也對稅務財務實體法同樣束手無策,往往也是放棄了稅務財務實體法角度的辯護,只能從主觀惡性、自首、悔罪、從犯、退贓、有無造成國家損失、單位犯罪個人犯罪等角度去辯護,即使有些辯護意見提到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也是只能觸及皮毛,語焉不詳。

 

案件事實到底是如何的不清?證據又是如何的不足?由于缺乏財稅專業知識以及財稅事務操作經驗的支撐,律師自己其實也是稀里糊涂不明不白的,這方面的辯護內容往往只剩下空洞的呻吟。如此,又如何指望法官能相信你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辯護意見?因此,涉稅刑案辯護,如果不能在稅務財務實體法方面拓展辯護空間,用一雙慧眼審視案情細節,敏銳捕捉辯護點,發掘辯護價值,這樣的辯護無疑是自廢大半武功,辯護效果肯定是大打折扣。

 

陶某案,虛開5份發票虛開稅額394,998.94元,5份發票已被抵扣394,998.94元,根據對相關法律的理解,實務中法院是將抵扣、退稅的金額作為國家被騙取稅款處理的。因此,一審法院認定國家稅款被騙取394,998.94元(追回只是酌定從輕情節)。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懲治虛開、偽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的決定》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虛開稅款數額50萬元以上的,屬于“虛開的稅款數額巨大”;因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致使國家稅款被騙取30萬元以上的,屬于“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刑法》第二百零五條規定,虛開的稅款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本案,由于國家稅款被騙取394,998.94元,屬于“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故一審法院依法判處陶某十年有期徒刑,并處五萬元罰金,一審法院的判決并無不妥。接手此案,律師必須另尋蹊徑,尋找本案有無突破點?突破點在哪里?必然要從稅務實體法角度去發掘、捕捉。



查閱陶某案卷宗,有一個情節進入我們律師的視線,OK,找到了,突破點就在這里。通過分析稅務機關的協查復函,對比陶某開具發票的記賬聯,筆者發現陶某虛開的5份專票,根據增值稅專用發票認證抵扣流程的實務經驗,其中4份是不可能用于抵扣的,或者換句話說,實際用于抵扣的有4份專票不可能是陶某開出的原票,而應該是利用原票上的非漢字信息的克隆票。即是說,國家被騙取的394,998.94元稅款,其中29059.83元是利用陶某開出的1份專票去抵扣的,另外365,939.14 元是利用4份克隆票去抵扣的,克隆票利用了陶某虛開發票的非漢字信息及密紋。


問題焦點就歸集于,一、如何讓法官信服我們的判斷以及推定出的事實;二、克隆票導致的國家稅款被騙取,責任能否歸于虛開發票的陶某。關于第二個問題,法律對此并無明確規定,查閱大量文獻資料,也并無發現目前理論界或實務界有這方面的探討研究。如果不能歸責于陶某,那么法理理由何在,律師應該如何向法官闡述,并且這種闡述必須基于稅法實踐經驗的抽象和表達。由于法官不可能有深刻的稅法背景、稅務實務經驗,因此律師辯護所作出的意思表達還必須有第三方資料信息予以佐證,以期贏得法官的信賴和重視。

  

本案,我們律師主要從以下方面闡述辯護觀點:

一、陶某的犯罪行為不屬于“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

1、本案案情的客觀描述,支撐證據發掘于稅務機關協查回函;

2、一審判決對于國家稅款被騙取數額認定,事實認定錯誤;

3、一審判決對于國家稅款被騙取數額認定,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評價錯誤;

4、金稅工程增值稅防偽系統的工作原理以及漏洞;

5、沒有證據證明陶某參與克隆票制作,其不知情、沒有參與,也不能預見和控制;

6、陶某真票信息被利用于制作克隆騙取稅款的責任已被其虛開稅額的犯罪情節所吸收,不能重復處罰或不對應處罰。

二、確定本罪犯罪情節的虛開稅額或騙取稅額是1996年制定的,近二十年金額一成不變,事實上導致輕罪重判。

三、一審判決忽略陶某向公司投案,如實供述作案經過事實,錯誤認定不符合自動投案而不予認定自首。

 

基于對增值稅防控系統工作原理以及漏洞的深刻了解,筆者十分明白本案案外4家企業用于抵扣的4份發票不可能是陶某虛開的4份,只可能是克隆票,但稅務機關協查回函并無明確指明,為了讓能讓法官相信我們的判讀以及這個推定的事實,我們在辯護意見中詳細向法官介紹金稅工程增值稅防偽系統的工作原理以及一直以來存在的漏洞,克隆票如何通過防偽系統認證等實務稅法知識。同時還向法庭提供了來源于國務院網站、國家稅務總局網站關于克隆票變名票的報道、漢字防偽系統在部分行業上線的資訊,花都政府網報道的稅務機關儀器鑒別發票等資訊,將這些第三方權威網站的文章提供給法官參考,使得法官能夠深入了解增值稅專用發票在實務中的運作流程,以及客觀存在的防控漏洞,使得法官能夠深刻理解本案國家稅款被騙取的具體原因,以及因果對應關系。


 

我們的辯護詞提交一周后,陶某案二審判決就宣判了,判決書認為一審認定陶某具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不當,量刑過重,應予糾正,

量刑從10年改判3年6個月。

 

本案,感觸良多,一方面二審法官忠于法律、忠于事實,聽從內心,糾正不當量刑,令人欣慰,更令人敬佩尊重。另一方面,我們經常會聽到一些當事人或律師因判決不理想而抱怨司法不公,筆者在想,這其中有部分難免不與律師辯護水平不高無關。特別是涉及財稅的刑事案件,會計和稅務并不是可以完全量化的學科,存在大量職業判斷事實推定,因此司法會計鑒定、稅務機關認定并不像其他類的司法鑒定那樣具備量化、標準的科學性特征,不可避免都會涉及鑒定人員認定人員的主觀意見或傾向。由于司法會計鑒定人員、稅務機關人員基本不具備法學背景,不具備法律思維,所作出的鑒定認定意見,從法律的角度分析未免全部都能夠達到刑法對證據的高標準要求,部分會存在重大瑕疵甚至錯誤。由于目前法學院知識架構如此不學財稅法律,當事人寄予于法庭能夠主動去發現這些瑕疵和錯誤顯然是不現實的,即使有,也是撞上大彩的小概率事件,顯然這類刑案更應該是依賴所聘請的律師去發現問題,如果律師對此也無能力去捕捉,對這些瑕疵和錯誤同樣是視而不見,那么控辯審對財稅實體法的審查幾乎就是整體缺失,當事人的命運當然堪憂了。

作為具有審計稅務實操經驗的稅務律師,筆者可以從事的業務范圍很廣,經濟民商案件、企業顧問、財稅法律咨詢,稅務籌劃,稅務爭議解決,涉稅刑案、經濟刑案辯護。但筆者更急迫想做的就是涉稅刑案、經濟刑案辯護。因為刑事辯護是律師業界公認的最有價值最具挑戰的業務,辯護的優劣直接關系到當事人的人生自由和命運,責任重大,意義重大。作為律師,作為一個具備法治情懷的律師,作為一個具備法律財稅跨界融合能力實務操作經驗的律師,我有更高的追求。涉稅刑案、經濟刑案辯護,基于目前控辯審對財稅實體法律審查能力的缺失,筆者希望能更多地介入這些刑案辯護,精雕細琢每一個接手的個案從稅財稅實體法角度去發掘辯護空間,最大化發揮律師的辯護價值,最大化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用專業、以個案去推動涉稅刑案、經濟刑案的審判及辯護的技術進步。(許義娜律師2014年8月3日于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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