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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萬公款不翼而飛,誰擔責

 

【案情簡介】

王某作為A公司前臺,受A公司法定代表人吳某指示,將其銀行賬戶一百萬存款以支票形式先劃到王某賬戶,再劃給案外人文某。時隔兩年,A公司法定代表人吳某代表公司提起民事訴訟,聲稱王某擅自侵占其銀行存款,請求法院判決王某返還其一百萬存款。

【案件焦點及判決】

1、王某劃撥吳某的銀行存款的行為是屬于職務授權行為還是擅自的個人行為,是本案審理的焦點。

2、本案經過一審、二審和高院再審,認定王某的行為屬于合法的職務授權行為,遂判決駁回再審申請人的訴訟請求。

【律師意見】

1、在本案中,涉案支票上在出票時,同時加蓋有“財務專用章”和法定代表人名章。這說明該筆資金的是經過法定代表人吳某同意和財務周某的審核的,是屬于職務授權行為,而非擅自的個人行為。而且從公司的后續的行為來看,涉案資金的移轉是被認可且一直被視為公司正常的經營往來。時隔兩年,該公司法定代表人再提起訴訟聲稱,王某行為屬于個人行為,請求法院判決王某返還公司一百萬財產。

2、公司應該具備完善的財務會計管理制度,財務人員必須按照《財會法》相關規定“相互牽制、相互制約”,以防止公司人員擅自挪用侵占公司財產,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

【代理詞】

在本案中,倪寶桐律師接受王某委托,代理訴訟。以下是倪寶桐律師在一審、二審和再審的代理詞,為保守當事人隱私,略有刪改。

以下是一審代理詞:

代理詞

審判長、審判員:

我受被告王某的委托作為代理人,發表以下代理意見。

被告將原告銀行存款100萬元先化劃到自己名下銀行賬戶,然后再劃給案外人(文某、李某),整個劃款過程是按照原告法定代表人吳某的要求進行的,是被授權的職務行為,并非是擅自個人行為。

一、從涉案支票的出票過程看,被告將涉案100萬元劃入其個人賬戶是經過原告法定代表人、公司財務負責人吳某授權、同意的。

原告在庭審中向法庭作了不實陳述:原告稱被告是原告的出納,同時保管公司財務專用章和公章。該陳述既無事實依據,也不符合財務人員必須“相互牽制、相互制約”的財務制度要求,更不符合情理。任何一家公司也不會同時把上述兩枚公章,特別是財務專用章交給出納保管,否則,等于公司的資金出于失控狀態,根本無法保證公司資金的安全。

庭審中原告自認:吳某是原告公司的財務負責人。

原告提供的《原告公司內部控制制度》(證據二)規定,公司財務負責人負責公司財務專用章的保管(見該證據第15頁),法定代表人名章由其授權人員保管。

上述原告自認及提供的證據,無可辯駁的說明,在原告公司,財務專用章由財務負責人吳某保管。

而法定代表人名章由業務員周某保管。

在涉案支票上同時加蓋有“財務專用章”和法定代表人名章。

也就是說,涉案支票的出具經過了原告財務負責人吳某的審查、審核,并由其加蓋了財務專用章;同時也經過了周某的審核。而周某一定是得到原告負責人的同意后,在才會在涉案支票上加蓋法定代表人名章。該支票存根(原告證據一)上記載了:收款人是“王某”及借款用途。說明在涉案支票出票的一開始,原告就知道涉案100萬元是進入被告王某個人賬戶,進而證明被告的劃款行為是經過吳某授權的職務行為,并非個人擅自行為。

二、從原告對涉案錢款的賬務處理看,被告的劃款行為是原告正常的資金往來行為。

庭審中原告承認,涉案100萬元已經下賬并作了會計處理,在其《銀行存款日記賬》中,記載了款項的用途為“借款”。

如果涉案款是被告擅自轉讓行為,原告絕不會按照正常業務下賬處理,而應作為損失處理或其他處理;其用途也絕不會寫作“借款”。

同時該“借款”也絕對不是借給被告的。因為原告否認與被告存在借貸關系。

三、從原告匯款后原告的所作所為看,原告巨款被出納私自轉走,原告沒有采取任何追討、補救措施,違背常理。

公司資金被出納私自轉走100萬元,對任何一家公司來講都是一個極為嚴重的事件。公司或者向公安機關報案;或者要求涉案人退款,并要求其寫出情況說明、檢討;或者對其調換工作等等。總之,對該出納的挪用、侵占行為公司都要有個說法。

然而本案,原告在起訴前長達2年的時間內,從未對被告有過任何作為,好像什么也沒有發生一樣,被告一直到2014年5月辭職前一直從事先前的工作,原告也沒有向被告主張任何權利。

按照原告的說法,原告曾向被告追討,考慮被告年輕,才沒有向公安機關舉報。此說法不符合情理,被告與公司投資人、負責人沒有任何親屬關系或其他特殊關系,只是一個從社會上招聘來的前臺人員。原告是一家只有四個人的小公司,讓被告轉走的100萬元,對其來說絕對不是小數。即使原告大發慈悲,不向公安機關舉報被告,但是也不能不向被告追討涉案錢款!原告聲稱事發后曾向被告追討,卻不能提供任何證據,比如,被告書寫的檢討書、退款計劃等。

原告在巨款被告劃走后,而不采取任何行動,充分說明所謂被告私自劃款的行為根本不存在。否則原告對其上述“沉默不語”、“淡定自如”行為無法作出合理解釋。

四、從原告負責人吳某與案外人李某就涉案錢款簽訂協議看,涉案錢款先從原告賬戶轉入被告賬戶,再從被告賬戶轉入案外人(文某、李某)賬戶,是原告公司與案外人的資金往來行為。

在涉案錢款業務發前后,原告及原告負責人吳某與案外人文某、李某曾有過多次資金往來,本案只是其中的一筆。

2012年3月15,吳某個人匯款20萬元給文某。該款于2013年6月18日,由李某連本帶息劃給被告,再由被告劃給吳某。

2012年4月10,原告劃款50萬元到被告賬戶,由被告劃給李某。該款于2012年12月27日,由李某連本帶息劃給被告,被告再劃給原告。

2012年10月29日,劃涉案錢款,李某支付8個月的利息,本金未還。

庭審中,原告并未否認上述資金往來業務,其代理人只是聲稱不清楚。

在被告提供的證據中,吳某承認與案外人李某就涉案100萬元簽訂過相關協議,只是否認協議由其保管、不確定協議上的簽字是否為李某所簽。

上述協議是否為李某所簽并不重要,因為它僅僅涉及協議是否存在瑕疵、是否有效的問題。而吳某承認在此協議上簽字,則能證明協議的真實存在,即能證明原告與案外人就涉案資金的使用有相關協議。從而證明了被告向案外人(文某、李某)賬戶匯款吳某是明知的,是經過其授權同意的;同時也證明了涉案資金由案外人使用的事實。

五、原告有證據而不提供,應承擔不利的法律后果。

原告在庭審中聲稱其內部財務管理制度嚴格,并提供內部控制制度予以佐證。既如此,原告應根據財務制度規定,對銀行收支業務應及時制作“付款憑證”,并及時登記《銀行存款日記賬》、《銀行存款明細賬》。

本案中,被告在開具支票、吳某加蓋公司財務章后,當時就把支票存根交給了吳某。吳某應及時進行賬務處理,在上述“付款憑證”和《銀行存款日記賬》中必然詳細記載了涉案資金的用途是借款,資金使用人案外人是文某或李某。

庭審中原告稱保存有上述“付款憑證”和《銀行存款日記賬》,但拒絕提供。根據最高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規定》第75條:“有證據證明當事人一方持有證據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對方當事人主張該證據的內容不利于證據持有人,可以推斷該主張成立”的規定,原告持有證據而不提供,應承擔不利的法律后果。

綜上,原告在庭審中向法庭作了不實陳述,其提供的全部證據(支票存根、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僅僅能證明被告將涉案100萬元,由原告賬戶劃入被告個人賬戶,不能證明被告的上述行為是個人擅自行為,也不能證明被告占有涉案錢款,因此王某不是本案的適格被告,請法庭依法駁回原告訴訟請求。

                代理人北京盈科(天津)律師事務所

                           倪寶桐律師

                              2014年12月13日

以下是二審代理詞:

代理詞

審判長、審判員、人民陪審員:

我受被上訴人王某的委托作為二審代理人,發表以下代理意見。

被上訴人按照上訴人負責人吳某的要求將涉案銀行存款100萬元先劃到自己名下銀行賬戶,然后再劃給案外人(文某),整個劃款過程是按照吳某的要求進行的,是被授權的職務行為,并非是擅自個人行為,其對涉案錢款沒有返還責任和義務。

一、從涉案支票的出票過程看,被上訴人將涉案100萬元劃入其個人賬戶是經過上訴人法定代表人、公司財務負責人吳某授權、同意的。

1.在上訴人公司,財務專用章和法定代表人名章分別由吳某和另一明員工(周某)分別保管,形成牽制、制約。

在一審庭審中上訴人自認:吳某是上訴人公司的財務負責人。

上訴人提供的《公司內部控制制度》(證據二)規定,公司財務負責人負責公司財務專用章的保管(見該證據第15頁),法定代表人名章由其授權人員保管。

上述上訴人自認及提供的證據,可以證明以下事實:在上訴人公司,財務專用章由財務負責人吳某保管。而法定代表人名章由另一名員工(周某)保管。

2.涉案支票上同時加蓋有“財務專用章”和法定代表人名章,證明涉案支票的出具經過了吳某等人的審核,被上訴人的行為是被授權行為。

也就是說,涉案支票的出具經過了上訴人財務負責人吳某的審核,并由其加蓋了財務專用章;同時也經過了周某的審核,并由其加蓋了法定代表人名章。而周某一定是在得到吳某的同意后,在才會在涉案支票上加蓋法定代表人名章。該支票存根(上訴人證據一)上記載了:收款人是“王某”及借款用途。說明在涉案支票出票的一開始,上訴人就知道涉案100萬元是進入被上訴人王某個人賬戶。既然上訴人一開始就知道涉案錢款進入被上訴人個人賬戶,并為其加蓋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名章,說明上訴人對被上訴人的涉案劃款是明知和認可的,進而證明被上訴人的劃款行為是經過吳某授權的職務行為,并非個人擅自行為。

二、從上訴人對涉案錢款的賬務處理看,被上訴人將涉案劃款作為正常的資金往來處理,也佐證了其對被上訴人的劃款是明知和認可的。

在一審庭審中上訴人承認,涉案100萬元已經下賬并作了賬務處理,在其《銀行存款日記賬》中,記載了款項的用途為“借款”。

如果涉案款是被上訴人擅自轉賬行為,上訴人絕不會按照正常業務下賬處理,而應作為損失處理或其他處理;其用途也絕不會寫作“借款”。

同時該“借款”也絕對不是借給被上訴人的。因為上訴人否認與被上訴人存在借貸關系。

三、從上訴人匯款后上訴人的所作所為看,上訴人巨款被被上訴人私自轉走,上訴人沒有采取任何追討、補救措施,違背常理,也佐證了其對被上訴人的劃款是明知和認可的。

公司資金被出納私自轉走100萬元,對任何一家公司來講都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件。按照常理,公司或者要求涉案人退款,或者向公安機關報案;或對涉案人員給予處罰,包括調離工作崗位等等。總之,對該涉案人員侵占公司巨額財產的行為公司都要有個說法。

然而本案,上訴人在起訴前長達2年的時間內,從未對被上訴人有過任何作為,好像什么也沒有發生一樣,被上訴人一直到2014年5月辭職前一直從事先前的工作,上訴人也沒有向被上訴人主張任何權利,極不符合情理。

上訴人在巨款被上訴人劃走后,而不采取任何行動,充分說明所謂被上訴人私自劃款的行為根本不存在。否則上訴人對其上述“沉默不語”、“淡定自如”行為無法作出合理解釋。

四、從吳某與案外人文某、李某就涉案錢款簽訂協議看,涉案錢款先從上訴人賬戶轉入被上訴人賬戶,再從被上訴人賬戶轉入案外人(文某、李某)賬戶,是上訴人公司與案外人的資金往來行為。

在涉案錢款業務發前后,上訴人及上訴人負責人吳某與案外人文某、李某曾有過多次資金往來,本案只是其中的一筆。

2012年3月15,吳某個人匯款20萬元給文某。

2012年4月10,上訴人劃款50萬元到被上訴人賬戶,由被上訴人劃給李某。

五、上訴人有證據而不提供,應承擔不利的法律后果。

上訴人在庭審中聲稱其內部財務管理制度嚴格,并提供內部控制制度予以佐證。既如此,上訴人應根據財務制度規定,對銀行收支業務應及時制作“付款憑證”,并及時登記《銀行存款日記賬》。

本案中,被上訴人在開具支票后,當時就把支票存根交給了吳某。吳某應及時進行賬務處理,在上述“付款憑證”和《銀行存款日記賬》中必然詳細記載了涉案資金的用途。

一審庭審中上訴人稱保存有上述“付款憑證”和《銀行存款日記賬》,但拒絕提供。根據最高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規定》第75條的規定,上訴人持有證據而不提供,應承擔不利的法律后果。

綜上,上訴人其提供的全部證據(支票存根、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僅僅能證明被上訴人將涉案100萬元,由上訴人賬戶劃入被上訴人個人賬戶,不能證明被上訴人的上述行為是個人擅自行為,也不能證明被上訴人占有涉案錢款;相反,被上訴人提供的證明卻能夠充分證明,其開具涉案支票的行為是經過上訴人同意的授權行為,因此被上訴人對涉案100萬元不負有返還責任,上訴人要求被上訴人承擔財產返還責任沒有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請法庭依法駁回上訴人的上訴請求。

                     代理人北京盈科(天津)律師事務所

                             倪寶桐 2015.7.17

 

以下是再審代理詞:

代理詞

審判長、審判員、人民陪審員:

我受被申請人王某的委托作為再審代理人,發表以下代理意見。

被申請人王某按照申請人負責人吳某的要求將涉案銀行存款100萬元先劃到自己名下銀行賬戶,然后再劃給案外人(文某),整個劃款過程完全是按照申請人公司負責人吳某的要求進行的,是被授權的職務行為,并非是擅自個人行為,故其對涉案錢款沒有返還責任和義務。

一、從涉案支票的出票過程看,被申請人將涉案100萬元劃入其個人賬戶是經過申請人法定代表人、公司財務負責人吳某授權、同意的。

1.在申請人公司,財務專用章和法定代表人名章分別由吳某和另一名員工(周某)分別保管,形成相互牽制、相互制約。

在一審庭審中申請人自認:吳某是申請人公司的財務負責人。

申請人提供的《公司內部控制制度》(證據二)規定,公司財務負責人負責公司財務專用章的保管(見該證據第15頁),法定代表人名章由其授權人員保管。

上述申請人自認及提供的證據,可以證明以下事實:在申請人公司,財務專用章由財務負責人吳某保管,而法定代表人名章由另一名員工周某保管。

2.涉案支票上同時加蓋有“財務專用章”和法定代表人名章,證明涉案支票的出具經過了吳某等人的審核,被申請人的行為是被授權行為。

也就是說,涉案支票的出具經過了申請人財務負責人吳某的審核,并由其加蓋了財務專用章;同時也經過了周某的審核,并由其加蓋了法定代表人名章。該支票存根(申請人證據一)上記載了:收款人是“王某”及借款用途。說明在涉案支票出票的一開始,申請人就知道涉案100萬元是進入被申請人王某個人賬戶。

既然申請人一開始就知道涉案錢款進入被申請人個人賬戶,并為其加蓋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名章,說明申請人對被申請人的涉案劃款是明知和認可的,進而證明被申請人的劃款行為是經過吳某授權的職務行為,并非個人擅自行為。

二、從申請人對涉案錢款的賬務處理看,被申請人將涉案劃款作為正常的資金往來處理,也佐證了其對被申請人的劃款是明知和認可的。

在一審庭審中申請人承認,涉案100萬元已經下賬并作了賬務處理。

其中二審中提供的《銀行存款日記賬》中,記載“用于其他經營”。

“用于其他經營”,表明涉案資金由申請人用于經營目的,并非由被申請人占有、使用。

三、從申請人匯款后申請人的所作所為看,申請人巨款被被申請人私自轉走,在事發后長達兩年的時間內,申請人沒有采取任何追討、補救措施,違背常理,也佐證了其對被申請人的劃款是明知和認可的。

如果申請人的陳述屬實,即被申請人私自填寫支票,并私自加蓋公司財務專用章和法定代表人名章,將申請人的資金轉走100萬元,這應該是一起典型的刑事案件。申請人應向公安機關舉報,而不應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然而申請人在起訴前長達2年的時間內,從未向被申請人主張權利;被申請人直到2014年5月辭職前一直從事先前的工作,申請人的所為極不符合從常理。充分說明所謂被申請人私自劃款的行為根本不存在。

四、從吳某與案外人文某、李某就涉案錢款簽訂協議看,涉案錢款先從申請人賬戶轉入被申請人賬戶,再從被申請人賬戶轉入案外人(文某、李某)賬戶,是申請人公司與案外人的資金往來行為。

在涉案錢款業務發前后,申請人及申請人負責人吳某與案外人文某、李某曾有過多次資金往來,本案只是其中的一筆。

2012年3月15,吳某個人匯款20萬元給文某。

2012年4月10,申請人劃款50萬元到被申請人賬戶,由被申請人劃給李某。

綜上,申請人其提供的全部證據僅僅能證明被申請人將涉案100萬元,由申請人賬戶劃入被申請人個人賬戶,不能證明被申請人的上述行為是個人擅自行為,也不能證明被申請人占有涉案錢款;相反,申請人提供的《內部控制制度》和《銀行日記賬》證據,以及被申請人提供的證明卻能夠充分證明,其開具涉案支票的行為是經過申請人同意的授權行為,因此被申請人對涉案100萬元不負有返還責任,申請人要求被申請人承擔財產返還責任沒有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請法庭依法駁回申請人的上訴請求。

                  

代理人北京盈科(天津)律師事務所

                          律師  倪寶桐

2016.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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